律师分毫不让硬刚证据细节终获诈骗无罪、开设赌场减轻处罚——又一精细辩护成功案例丨周泰实务

　　从诈骗、开设赌场两个罪名，预期刑期少说五至八年，到只剩开设赌场一个罪名，实际量刑十三个月，这纸头上不过十来个字的距离，中间隔着的是五百五十多个日夜，四次庭审，五份法律意见和诸多辩护律师、司法工作人员无法以确切数字计数的工作。

　　这个案件初看之下并不复杂。掩盖线万余元；为他人开设赌场提供场所，他人从赌场抽头渔利400万元。假如检察院关于诈骗罪、开设赌场罪的这些指控全部成立，那被告人秦某面临的就是诈骗罪三年以上、开设赌场罪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后至少是五到八年的刑期。

　　然而，一拿到案卷，辩护人就立刻敏锐地意识到，事情并不是起诉书指控的那么简单。最初让辩护人察觉事有蹊跷的是案发经过。

　　公安机关起初立案的理由并不是诈骗罪、开设赌场罪，而是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立案后，公安机关也是以这一罪名为由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的。后来，检察院在批准逮捕时将罪名改为诈骗罪，提起公诉时又增加了开设赌场罪。当然，变更、增加罪名这本身很正常，没什么奇怪。这个案子的异常之处不在后来的变更，而是在起初的立案和报捕。

　　根据法律的明确规定，逮捕这一强制措施，只适用于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人。也就是说，像使用虚假身份证件这种法定刑只有拘役或者管制的轻罪，根本不符合逮捕的前提条件。公安机关以这样一个罪名为由牵强地报捕，显然另有隐情。

　　带着这个疑问细看之下，辩护人又发现，不仅是报捕，立案过程也同样有古怪。在以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为由立案的前一天，公安机关其实已经连续讯问了秦某三次，但三次都是关于开设赌场的事，与虚假身份证件无关。被讯问时，秦某始终坚持自己对他人开设赌场的事不知情。在三次讯问无果后，监委的工作人员突然出现，并对秦某进行了询问，这一次问的全是与其持有秦某、左某两个不同身份证件相关的事。监委问过后，公安机关当天就以秦某涉嫌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为由立案，并对其拘留。但是，监委的职权范围是调查公职人员的违纪问题或者职务类违法犯罪问题。像秦某这样一个非公职人员，涉嫌使用虚假身份证件这一非职务类犯罪，根本就不属于监委调查的职权范围。监委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到本案中，必有缘由。

　　根据初步阅卷发现的这些立案、报捕的异常之处，辩护人推断，本案中的虚假身份证件也好、诈骗也罢，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拿这个说事儿立案、拘留、逮捕秦某，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果然，在与秦某及其家属进一步沟通后，辩护人得知，在本案立案之前秦某就已经因其弟涉嫌职务犯罪一事被监委盘问了很久，但其始终表示不知情，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信息。可见，追究秦某并不是最终目的，追查秦某之弟才是。

　　在最初的判断得到确认后，辩护人更加坚定了无罪辩护的信心，毕竟但凡欲加之罪，都难免漏洞重重，这就是无罪辩护的客观基础。

　　尽管具备了无罪案件的客观基础，但是能否获得无罪的结果仍然受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律师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能做的就是在辩护上一点退路都不给，一丝余地都不留。

　　在系统阅卷和会见后，本案辩护人对两个罪名分别的辩护方向和重点已经心中有数。对于诈骗罪，公诉机关的证据除了秦某的供述之外，主要是养老金申领方面的档案材料、统计数据等。这些档案、数据等客观证据，给了辩护人充分挖掘养老保险制度规则和本案事实细节的空间。对于开设赌场罪，公诉机关的证据则基本上都是所谓“同案犯”的证言，没有什么客观证据。对于这种纯主观的指控证据结构，辩护人就需要充分运用证据规则打细节和逻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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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大致方向后，辩护人迅速开展了准备工作。在诈骗罪方面，辩护人深入研究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各种规定以及养老保险诈骗的诸多案例，反复仔细核对、分析了秦某的养老保险申领材料、数据。在开设赌场罪方面，辩护人仔细对比、分析了所有证人的证言，详细了解了秦某的个人情况，实地查看了被他人用于开设赌场的场所，并向有关人员调取了场地租赁合同等证据。

　　在诈骗罪方面，辩护人指出，秦某年少时被过继到大伯家，所以才修改了户口上的姓名和出生日期。这是历史和民俗原因所致，与养老金无关。况且当时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出台，秦某显然不可能未卜先知。因此，从主观上看，秦某并无非法占有养老金的目的。

　　此外，辩护人根据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计提比例规则，结合秦某最终的个人账户余额进行反推，计算出了其参保以来个人缴纳的全部保险费总额。这一总额超出了秦某被指控“骗领”的养老金数额。根据辩护人检索到的诸多类案，司法实务中认定的养老金诈骗数额，是实际领取的养老金数额扣除个人缴纳的保费数额后的差额。既然秦某一案中这一差额是负数，那么就意味着从客观上看，秦某未给他人造成实际财产损失。

　　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养老保险的有关制度规定，在参保人员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时间与档案记载的不一致时，应以档案中最早记载的时间为准。因此，社保部门根据档案记载日期计算并发放秦某的养老金，是完全符合规定的，不管档案记载日期是否与真实出生日期一致。

　　秦某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并未造成他人财产损失，领取养老金的过程也完全符合国家明文制度规定，因此公诉机关关于秦某犯诈骗罪的指控显然不成立。

　　在开设赌场罪方面，辩护人指出，公诉机关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秦某对他人在涉案场所开设赌场知情，故开设赌场罪的指控不能成立。为了说明这一观点，辩护人在深入挖掘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证据规则，通过详细的证据对比和分析，将每个证人自身证言中前后矛盾、不合常理之处，不同证人彼此之间证言的矛盾之处，以及证言与客观证据之间的矛盾之处，一一列明。

　　例如，开设赌场的余某在事发时和多年后曾多次被问及此事，但均未提及秦某。然而，在秦某因本案被拘留后，余某却一反常态，声称秦某对赌场一事“应该知情”，甚至逐渐演变出赌场选址在秦某出租的场所，就是看中了秦某的弟弟在司法机关工作的职务之便，这样的说法。当然，单纯指出这一证言变化往往并不足以推翻证言，因为公诉机关通常会以证人是在办案机关的侦办压力下逐步吐露真言为由进行辩驳。因此，辩护人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指出了案卷材料中极易被忽略的一处细节——余某曾提到其本以为秦某姓左（秦某过继到左家后的身份），直到赌场事发后多年才听说秦某原本姓秦，与某秦姓领导是亲兄弟。这一余某无意之间吐露的细节足以说明，余某关于赌场选址与秦氏兄弟相关的诸多不利证言，都是虚假的。

　　此外，以类似的方法，辩护人还根据走访现场时了解到的场地结构，批驳了一众证人关于秦某常在赌场隔壁餐厅吃饭，因而肯定知道赌场存在的说辞；并根据调取的租赁合同的内容、不同证人之间证言的矛盾以及逻辑常理，驳斥了某些证人关于秦某将已整体出租给他人的一栋楼中的一个废弃厕所，单独出租给余某开设赌场的荒谬言论。

　　辩护人的专业、细致和坚持，让原本对北京律师颇有偏见的法官彻底扭转了态度——不仅多次主动与辩护人交流案件的法律问题、证据细节，还在判决中采纳了辩护人的绝大部分意见，认定诈骗罪不成立，开设赌场罪虽成立，但秦某只是从犯，对其减轻处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十三个月（即截至判决时已经羁押的时间）。

　　尽管判决结果并不是全案无罪，但是辩护人的辩护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罪名由两个变为一个，量刑从五到八年变为十三个月，这一变化，没有辩护人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法官认定诈骗罪指控不成立，依据的就是辩护人提供的思路和养老保险相关的制度材料。在开设赌场罪上，辩护人对在案证据的质证意见，也直接影响了法官对事实的认定。法官最终没有认可余某等一众证人关于秦氏兄弟为赌场撑腰的虚假证言。而且，辩护人强有力的质证攻势，也让法官意识到公诉机关的证据十分薄弱，因此即便最终推定秦某“应当明知”他人利用其场所开设赌场，也把量刑压到了最低。

　　律师不能承诺结果，因为律师不是执笔判决的人，律师只是影响案件结果的诸多因素之一。但是，律师可以承诺过程。同一个案件，不同律师会有不同的办案思路、方式、视角。一个案子能被推向哪个方向，走多远，做多细，无一不取决于承办律师的个人风格。

　　每一个案件的每一个阶段，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是不可逆的唯一机会。站在开端，谁也无法左右结局，但是可以自己说了算的，是当下的每一步，究竟要踩在哪里。作为律师，我们希望承诺给当事人的，就是这一步一步之间的扎实、专业、负责、无所畏惧。不论结局如何，我们希望当事人站在终点回望，能不悔当初的嘱托，能看到过程的本身也有其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