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老张伯伯和我

　　张煦棠是我爸爸的老领导，但又是我的忘年交。我们的相识，是在上世纪70年代，地点是圆明园路149号，文汇报社。张煦棠是工业组组长，管理着报社最大的采访部门，而我，则是幼儿园小朋友。

　　因为家里没有老人，所以我暑假经常跟着爸爸去报社。那时候的文汇报，是我的“迪士尼乐园”：图书馆有看不完的书，办公室有剪不完的邮票，食堂的饭菜好吃，还有稀罕的老式电梯可以乘……印象中老张伯伯是办公室年纪最大的，圆脸，大眼，黑框眼镜，看到我总是笑嘻嘻的，用一口诸暨话逗我玩。中午我犯困了，办公室实在太小，老张伯伯就找来一张席子，铺在办公室门口，拿一堆报纸给我当枕头。我睡着了，他还关照那些编辑、记者，进进出出小心点。

　　后来，老张伯伯当了文汇报副总编辑，我也渐渐长大，不再去报社玩了，但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再度和他有联系，是我去俄罗斯留学之后。当时正值苏联解体，整个社会如同一个万花筒，变幻莫测。我在学习之余，也写下了一篇篇见闻，发表于国内的报刊上。那时老张伯伯年过六旬，任新闻报任总编辑。他和爸爸还是经常联系，我的留学生活自然也是他们常说的话题。听说我亲身经历了卢布贬值的惊心动魄，老张伯伯就以独到的职业敏感，给我出了个题目，让我写卢布的变迁。

　　写的时候很顺利，因为一切都在脑海里。我回顾了刚到苏联时卢布兑美元的稳定，到后来的节节败退，再到一泻千里，期间俄罗斯政府几次货币改革都无法挽回颓势，我还罗列了大量真实的数字，包括物价的一次次上涨、卢布数千倍的贬值，俄罗斯人的生活变得难以想象……老张伯伯收到这篇5000字的稿件后，高兴地说，这是一篇反映俄罗斯金融起伏的独家深度报道，里面都是生动的第一手材料。他亲自起了个意味深长的标题《唉，卢布》，在新闻报头版上刊出。我之前写的大多是散文、随笔，《唉，卢布》是我第一次发表新闻特稿，所以很受鼓舞。

　　我进新民晚报工作，老张伯伯已离休了。又过了几年，集团请来新闻界老前辈给我们培训，没想到其中一位竟是老张伯伯，还是熟悉的圆脸、眼镜，熟悉的笑容，熟悉的诸暨口音，只不过苍老了一些。记得爸爸曾告诉我，张煦棠一辈子以当记者为荣，早年就是优秀的记者，后来当了副总编辑也和记者一起采访，从未停下手中的笔，放在今天就是“首席记者”。那天的讲座，老张伯伯讲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自己的采访经历，以及好多调查报道、舆论监督报道的刊发经过，讲到激动时，他慷慨激昂，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一个记者，应该怎样发现新闻，怎样深入采访;面对问题，又该怎样排除万难去开展调查、去揭示真相……从老张伯伯的身上，我掂出了记者两个字的分量。

　　2005年，我出了新闻作品集《平民记者看上海》，送了一本给一直关心我的老张伯伯。那天，我接到了他热情洋溢的电话。他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让我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

　　他家住得离我新家不远，我和爸爸也去看过他。他的老伴去世了，不过他生活还是井井有条，每天除了买菜做饭，就是看书看报写文章。看到他那硬朗的样子，我很欣慰。2011年7月是建党90周年，各单位都组织了唱红歌活动，我们集团也举行了合唱汇演，其中一个节目是离退休党员的合唱。忽然，我见到了台上ng体育官方网站一个熟悉的身影，老张伯伯！虽已满头白发，但满面红光。唱完退场时，他为了抄近路，还从台上跳了下来。要知道，他已经85岁了！我把这个细节告诉了爸爸，爸爸又打电话告诉他，两人哈哈大笑。

　　两三年前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爸爸的老同事周炳权的电话，说老张伯伯请我吃饭。原来，老张伯伯经常和退休的老同事聚会，这次特地请我参加，因为我也是“老文汇”。其实，我只是他看着长大的“报二代”而已。就是在那次聚会上，我得知他还会用微信，非常惊讶，说他可能是上海最高龄的“微信一族”，就鼓励他写一篇“九旬老人用微信”的文章。后来，他果然写出来了，我推荐给了《夜光杯》。《夜光杯》不仅刊登了，公众号编辑还做成了一条推送，阅读数很高。之后，我们全家也在梅龙镇酒家请老张伯伯和周炳权、宋丽珍等老前辈吃了顿饭，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老张伯伯走了。我非常怀念他。现在想来，学戏剧的我之所以义无反顾地走上新闻道路，是因为前面有许多我崇敬的新闻人的身影。其中，就有老张伯伯。

　　（作者：邵 宁 我会副会长，新民晚报文化新闻部主任。本文写于2019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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