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了16年的农村自建房

　　2023年3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省委党校参加封闭式培训，突然接到老家村委会书记打来的电话。他告知我，全县正在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本轮工作重点是拆除空心房，我们家的老房子年久失修，屋顶破损非常严重，村里正计划按照县里的要求进行统一拆除。

　　我的故乡是江西北部一个小渔村，老家仅存的房子是父母在上世纪80年代初好不容易建起来的。40年过去了，特别是我们在外的最近10年，由于疏于打理和修缮，老房子已经破败不堪了。

　　我去年春节回老家，已经看到屋顶破漏、窗棂朽败、檩条横斜，盖瓦成片成片滑落，残砖烂瓦随处可见，颓然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衰败，和周围村民新盖的房屋形成极大反差。

　　我本来还希望这栋老屋能再坚持几年，就当是留个念想，但村里坚称如果不拆就要修缮。想着再去修缮花费颇大，也于事无补，所以就只得同意村里进行拆除。

　　后来，村里将拆除现场的视频发给我看，在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但见钩机用铲斗轻松地勾起屋顶的木梁，然后自上而下推倒外立墙，三下五除二，不到二十分钟就将老房子夷为平地。在刺耳的“咚咚”声中，尘土挣脱束缚它的老屋，飞扬起来，偶尔还时不时扭过头来俯视两下，最终腾空而去。

　　盯着拆除视频，我的内心五味杂陈。16年间，是否在农村自建房的种种考量、纠结与犹豫顿时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曾无数次想象在这块宅基地上建起新房子的模样，想着一家人在经历风风雨雨后一起过年团聚的快乐场景。可是兜兜转转16年，尽管多次有重建计划，结果却无疾而终。

　　新房子终究没有建起来，想象中的一切也犹如小时候玩弄的肥皂泡一样，在空中呈现短暂的美丽和给我带来片刻的欢娱后就破灭了。

　　这16年来，重建房子的想法在希望与幻灭中起伏。时代的步伐，也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周遭的一切，让人在愕然间变得手足无措时又迫切希望留住点什么。

　　1981年，父母决定从大家族的土坯屋子里搬出来，另觅一块宅基地，建一栋全家六口人都能一起居住的房子。

　　当时，在村里建房普遍都是用土坯砖的情况下，他们用肩扛背驮的方式，从一公里多外的湖边码头运来一块块青砖、一袋袋水泥和石灰，而后，倾尽所有，请来石匠建起了六面墙的主体。身为木匠的父亲，自己加工木材，做了房梁和檩条，并一锤一刨打出了一些常用的木制家具。在缺乏机器建房的年代，他们硬是用勤劳的双手垒起了村里第一家砖瓦房。

　　说起建房的过程，母亲眸子里总是透着一股哀伤，“你不晓得，当时你爹舍不得花钱请人帮忙，硬是让我跟着他一箩筐一箩筐地，把砖从对岸挑着回来的”，她指了指自己的肩头，“每天晚上，肩头都像火烧了一样痛，我只得用香油涂一下，好在人累了也顾不得那么多，倒下就睡，第二天继续去挑担。”

　　为了农民安身立命、最为看重的房子，父母吃尽了苦头，但这栋砖瓦房也曾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给他们带来了几年的安宁和荣耀。如今已过去四十多年，并不善言的母亲回忆当初建房的点点滴滴，还是会滔滔不绝，尤其是说起房子建好后，村里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的场景，她脸上还会浮起骄傲的笑容，眼神都泛着几许神采。甚至，父母觉得这所房子给他们带来了好运——在计划生育最严的年代，已有三个女儿的他们，在搬到新房一年半后，孤注一掷地搏了一场，生下了我这个儿子，这带给他们的自豪和欣慰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把这一切归功于乔居新房的福运。

　　我在这栋房子里度过了整个童年。记忆中，父母每年都会给新房子新添置一些家具或其他物件。过年时，父亲会拖着极不情愿的我们，从里到外将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在屋前放一串长长的鞭炮。待母亲从厨房端来一碟碟菜后，我们赶紧饕餮一顿，就迫不及待去放烟花。在我们的欢呼声中，烟花腾空，映照着父母皱纹日渐增多但却欣慰满足的脸庞。

　　在我上小学后，这所房子的毛病开始显现。记忆中，基本上每到冬季，家里都要请师傅过来更换屋顶上的瓦，或是修补漏洞。有一年，自信的父母觉得不需要换瓦，结果到了第二年的三四月份，也就是江南俗称的梅雨季节，外面下大雨，家里就漏小雨，漏水的地方太多，家里连接水的盆子都不够用。

　　90年代后，村里家家户户基本都建起了砖瓦房，有的都用上了红砖，有一户在外务工的人，甚至建起了二层半的楼房。我家的房子理所应当的落伍了，父母也从被人羡慕变成了羡慕别人，有时候在餐桌上，他们也会畅想等孩子大些了或是负担减轻之后再盖一栋楼房。

　　然而，现实环境是不允许他们有这样的梦想的。父母一辈子都靠着几亩薄田和打鱼为生，即便改革开放的春风浩荡，父母也没有像村里很多人那样外出务工。全家人都靠父母在土地上趴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又从哪攒盖房子的钱呢？遇到开学的时候，时不时便有一两个姐姐的学费都凑不上，这时候父母都要相互埋怨，然后很不情愿地跑去姑姑家借钱。

　　我小学毕业时，大姐二姐都辍学外出打工，三姐虽然还在读书，但也只读到了到初二就没再读了。我读初中时，父亲积劳成疾，撒手人寰。14岁的我，在那个难熬的梅雨季，窝在潮湿的房子里，与许许多多亲人一起送别了父亲。

　　从此，我与母亲相依为命、艰难度日，除了彼此，只有这所房子陪伴我们躲避着凄风苦雨。再后来，临近18岁时，我捧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离开了这所房子。

　　大一放寒假，我回到了阔别半载的故乡。站在房子里，我诧异地发现，客厅是难以置信的低矮——小时候，馋嘴的我总要在桌子上垫椅子，颤巍巍地站在上面，伸出手才能够到母亲在房梁挂着的竹篮里悄悄放的零食。可如今，站在昔日的挂钩下，我稍稍抬起头就可以瞥见篮子里放了什么东西。

　　回到母亲帮我打扫了几遍的房间，我一时竟然看不清房间的陈设——房间太暗了。在短暂的适应后，借助墙上窗户透进来的一点光，我放下行李，稍稍收拾一下，就出来和母亲闲聊。吃饭时，昏暗的灯光下，我绘声绘色地给母亲讲北京的见闻：“北京的楼最高的有200多米，80多层呢，但是坐电梯的话，只要几分钟就到顶层了，我以后带您去北京看看哦。”

　　母亲听了很高兴，脸上的笑容明显增多了。她环顾房子四周，一字一句地说：“崽啊，我哪有那样的命啊！以后等你挣钱了，你就把现在这个房子修一下就好了，我就觉得很满足了。”

　　晚上，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房子里，我躺在床上，思绪飘飞，久久不能入睡。阴冷的房间，让人怀念北京的暖气。辗转反侧间，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建一栋像样的房子。

　　大学毕业后，我考入了广州的一家单位，吃上了父母曾经心心念念的“皇粮”。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春节，我的归乡之路就被南方罕见的雪灾所阻隔。千里之外，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请人写了一副对联，“感怀故园相去远，誓让旧居换新颜”，年三十的时候将它贴在老房子的门上。后来听说，村里路过的人看到对联，都盼着我早日回老家建房，“要建个两三层才好呢！”

　　经此一事，建房梦更在我心头生下了根，我将它列在自己毕业四年的计划之中。建房的想法，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就像是一趟朝圣之旅。我坚持认为，对这个割舍不掉故乡的游子而言，房子不仅是一个住宿的地方，更像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参加工作的头几年，我奔波于拥挤的广州大道，穿梭在高楼大厦的格子间，领着微薄的工资，在日记本里独自写着属于自己的酸甜苦辣。到手的工资，在扣除房租、生活花销后所剩无几，拿出十来万建房，无异于一个遥远的传说。

　　2009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为了鼓励村民改善人居环境，乡里给村上下拨了十来个建房补助指标，贫困人家重建新房视情况最高可以补贴2万元。

　　听说我们想建房，一位在村委会工作的伯父主动为我们家好不容易争取了一个指标。得知消息的那天晚上，又喜又忧的我们开始商量着建房事宜。

　　当时，建房的行情已经有所上涨，一栋占地100平的两层房子，大概需要16万元，如果建一层，只需要10万左右，但打地基就占到了一半，并不划算。

　　姐姐们都已经成家，并有自己的孩子要抚养，拿不出太多的钱，而我兜里只有5万不到的积蓄，母亲也只有3万，即使加上补贴，还有不少的缺口。更要命的是，我们后来了解到，建房补贴要在建好房子之后才能申领，并非事前补贴，这对于迫切想要建房的我们来说，无异于当头浇了一盆凉水，我的建房梦迅速冷却了。

　　母亲第一个站出来宽慰我：“反正你们也不在家，家里就我一个人住，我看房子旧点也没什么关系，以后有钱了再盖也不迟。”

　　2011年，我的工作逐渐有了一点起色，收入有所增加，积蓄也慢慢达到了建房所需要的最低资金要求。于是，我再次开始盘算着盖房。然而一打听，又有了新的难题。

　　得益于城市飞速发展的房地产形势，建筑工地需要大量的农民工，而且工价也给得很高，村里很多建房的师傅都去外面打工挣钱了，留在老家盖房的师傅都是上了一定年纪、去不了工地的，他们的盖房技术有点老旧，盖楼房对于他们来说有点困难，可即便是这样，他们在农村也紧俏的很，即使是想找老师傅盖房，也要排队等上三五个月。

　　如果说时间上的等待还是小问题，那没人跟进就成了难倒我的大问题，当时，我远在福建打工的大姐生了二胎，需要人照顾，母亲放心不下女儿，就从老家去了福建，担负起照顾大姐和孩子的重任。老宅空无一人，师傅又难找，建房的事不得不再次搁置起来。

　　2012年，在度过金融危机、举办亚运会之后，我所在的城市的房地产蓬勃发展起来，房价也开始像脱缰的野马般疯狂起来，城市中心城区的房子一天一个价，每平米均价很快就突破3万大关，新房价格更是接近4万元。周围的人都在谈论房价，买房卖房成为房东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那时已经有一个谈了一年多的女朋友，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周末的时候，我们会约着中介看看我们各自单位周边的二手房，或者跟着看房团去郊区看看新房，每次都对着高耸的房价望洋兴叹。

　　在城市买房和回农村自建房之间，我一度非常纠结。积蓄是有限的，顾此只能失彼。对于刚走出农村不久的我来说，在农村自建房无疑具有致命的诱惑——建房不仅仅是对得起曾经豪言写下的对联，更有回报父母、回归故里、维系情感、慰藉心灵的况味。

　　但在内心深处，也有一种力量在拉扯着我放弃自建房，催促着我们赶紧在城市“上车”。

　　女朋友的话不无道理：“就算是回家建了房也住不了几天，终归还是要回到城市工作、生活和居住，根本没必要在老家建”；房产中介的话似乎更现实：“农村的房子不好买卖，也升值不了，你只有在城市买房了，才有可能会升值”；专家似乎看得更长远一些：“很多年轻人受到父母的影响，被要求回老家盖房子。然而，由于现代化进程，许多年轻人已经在城市打拼，导致农村房屋闲置。在这种情况下，盖房并不明智，这等于放弃了都市中的发展机遇。”

　　过年回家的时候，我也会把这些观点和理由讲给老家的亲人听，但他们总是摇摇头说：“人老了，要叶落归根嘛，老家终归也是需要一栋房子的。”

　　种种思维的拉扯，让我非常苦恼。当我身处乡村的时候，破败的房子直观地映照着建房的现实需要，加上身边亲人的说教，这种自建房的需求更是益发迫切，但回到城市，我就特别渴望在车水马龙的都市有一席之地，下班后可以躲在属于自己的小窝里自由地咀嚼着凤爪，看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而不用留意房东什么时候来敲门收租。

　　结婚前，我和女友到人才市场借户口卡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一字一顿地告诉我们，如果借户口卡办理结婚的话，需要在一个月之内将户口迁移出去，最长两个月。

　　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户口要想迁移出去挂靠，必须是自己或直系亲属的房产才可以。在本地，我们既没有自己的房产，也没有直系亲属，如果需要结婚，那就需要在短时间内买房，不买房的话，婚都结不了。

　　这种黑色幽默让我哭笑不得，“原来现实中买房结婚的压力，不是来自于丈母娘，而是源于计划生育！”

　　在现实的驱使下，我们将所有积蓄拿出来买了一个离妻子单位不远的“老破小”，不是小区，也没有电梯。也许是第一次买房缺乏经验，也许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普遍缺乏杠杆思维，为了尽量少贷款，我们提高了首付比例，然后随大流一般当起了房奴。

　　如果生活像电视剧一样，能猜得到剧情，让公主和王子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就好了，可惜没有岁月静好，我们被生活裹挟着，推着往前走。

　　成家之后，我渐渐很少有闲暇时间去打理生活之外的事情，特别是我的一双女儿出生后，生活基本就是围着她们转，她们的喜怒哀乐、吃喝拉撒成为我们家庭的中心。母亲也辗转来到广州，成为我们这个小家庭的重要帮手。

　　对于60多岁的老人家来说，每天从位于七楼的楼梯楼10多趟上下奔走，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母亲偶尔的抱怨，让我迅速有了买一栋电梯改善房的想法。

　　后来的几年里，我们节衣缩食地应付着每月的房贷和奶粉钱。老家成了地图上一个遥远的地方，携妻带女风光回到老家更是变成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建房也不再被列为优先事项。

　　在种种考量之下，我连着三年春节没有回老家，老家的亲人很不能理解也难以接受一个在外的游子不回家过年。每当临近年关，我都得预备一颗强大的心脏，以面对那些令人尴尬的流言：“是不是现在外面待久了，就把老家给忘了，做人可不能这样忘本的呀！”“你父亲好不容易供你上大学，你现在外面不回来，让你过世的父亲都觉得不光彩啊！”

　　然而，我很快发现这样的想法也过于简单了。随着务工收益越来越好，村里的小洋楼越来越多，很多人把打工的积蓄凝固成钢筋混泥土，或转换成小轿车，这种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足以让他们过年时在亲朋好友面前变得更加自信和舒展。而我，总是蜷缩在人群间，沉默不语。

　　我明白，在老家很多人的眼里，老家没有建房，也没有开车回家，还不是完全的失败。真正的人情冷暖是，当你并没有实现他们的这种期待后，你感受到的逃避不开的异样眼神，以及无法回答各种尴尬问题的窘迫。

　　春节的相聚，除了绕不开“你什么时候建房？什么时候开车回来？什么时候生个男孩带回家？”的灵魂追问，我必须要小心翼翼应对变幻无穷的攀比和嫉妒心理。在参加老家亲友的酒席时，人情负担和开支像房价一样， 一年比一年蹭蹭往上涨。他们对于我这个在外人看来有份光鲜工作的人，期望值只会更高。七大姑八大姨的所谓关心和询问，则暗藏着各种无来由对比，也隐藏着市井的小心思。随着祖辈和上一代人的逐渐离去，我还得面对“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尴尬。

　　城镇化改变了故乡，也改变着我的思绪。当我带着“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文人心态去感知这种变化，并希望通过这种变化去客观认知背后的趋势时，在老家建房的想法就像熄火的汽车一样，不再在脑海的公路上出现。

　　“乡村本身是缺乏发声能力和机会的，它在公众眼中的样子，主要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和传播手段，有时甚至不是它本身的样子。”

　　2023年春节期间，我在某个经济学家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时，心头一颤，我重新开始审视自己与故乡的关系——“到了现在，我更多的是释然，我返回故乡不是为了一片记忆中的土地，而是为了土地上的人以及童年少年经历所产生情感；返乡的意义不是去忆苦思甜，不是去怀旧和圣母般的拯救，而是看那里八十岁的老人，吃上家养的鸡鸭和鱼儿。”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在与老家打交道多了之后，我发现对于农村自建房，已经不能再用经济视角去考虑了，而要用情感的视角去推进——人生如一粒尘埃，世事无常，老家的很多事情，你无法改变和左右，只能随缘般融入。

　　这一年的立春之后，我说服妻子，拿出2万元在砖厂老板那里订购了建房所需的红砖，准备大干一场，将这十年来失去的时间找回来。为此，我上网查了很多农村自建房的户型图，不时在心中勾勒起自家房子未来的模样。

　　清明回乡扫墓的时候，我回到村里办理建房手续，惊讶地发现，现在农民自建房管理是从未有过的严格，与5年前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建房的程序是“农户申请、村级审查、站所审核、乡镇审批、县级备案”，也就是村民提出申请后，村民小组要进行会议讨论并进行公示，然后提交村民委员会审查，审查通过后继续提交上报乡镇政府审批并公告，公告无异议后，由乡镇政府核发相关证件方可建房。建房过程中，还要配合县直相关部门实施的“五联审”和“五到场一公示一提示”制度。

　　建房条件及标准也有严格要求，除了严格审核申请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现有住房状况、旧宅处置方式等资格，而且必须符合“一户一宅”规定。建房规模也作了限定，即房屋占地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建筑面积不超过350平方米，建筑层数不超过3层，建筑高度不超过10.5米。

　　我梳理了一下相关流程，发现自己办完这些手续起码需要大半年的时间，即使是对我们这种老宅基地重建的，这些程序也不能省，“你必须走这些流程，否则即使你建起来了，也会被认定是违建而推倒”，村委会主任坦言。

　　我找到当初替我们争取建房补贴的伯父，希望他在家帮我们办理这些手续。然而伯父的一席话，却让我陷入了沉思。

　　伯父说：“从情感上来说，我当然是支持你回家建房，而且是非常高兴支持。你也可以告慰你九泉之下的父亲，大家看到你建房起来，也会替你父亲感到高兴。”

　　但伯父话锋一转，继续说：“现在的农村，已经跟以前很不一样了，留守的都是一些老人家，孩子都被带着去镇上或是县里上学去了，只有过年过节才有一些人回来热闹几天，其他时候，在村里走几趟，都很难见到几个人。而且，现在农村的风气也不太好，只有牌桌上才能见到人，要办个什么事，想找几个人来商量都凑不齐。你说这样的环境，你回来建房还有什么意义？”

　　伯父接着分析道：“你妈以后肯定是跟着你生活，人老了就需要看病，大城市的医疗条件好，你妈留在那边看病也方便，要回来乡下，万一有个什么大病，都没人送着去医院，你们也不太可能经常回来照看。而且，人老了，容易孤独，更需要子女陪伴在身边，所以我看啊，你还是别回来建房了，建了也是将钱扔进水中，泛不起什么水花！”

　　“话是说得没错，但人在现实面前的情感也是会变的”，伯父没料到我会提出这个问题，他坚定地说：“我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除了年轻时出去外面看过，此生再也没机会出去，这是我一个很大的遗憾。我现在还经常想起在外面见识的繁华，还会想起以前见过的世面，与我同辈的很多堂兄弟出去了也没回来了，他们就在外面安了家，我是着实羡慕他们。人都是往高处走的，如果还有选择，我也不会回来。”

　　走出伯父家，望着村里水泥马路上行走缓慢的零星老人，想起年少时曾经三五成群的人们踩在泥路上大声交谈的情景，顿感恍若隔世。

　　思绪恍惚之下，我看见那些即使是无人居住的小洋楼，还是直直地矗立在马路周围，似乎在嘲笑着我的坚持，我蠢蠢欲动的心让建还是不建变得更加纠结。

　　但我最终还是决定建房，“人活一世，总得留下点什么”的想法，总是在我心底不断万马奔腾。特别是旧房子在拆除后，让我总是担心回去的路也跟着断掉了，这种无家可归的担忧，让我觉得建房是一件很紧迫的事情。

　　最近刷抖音，我看见一个“三农”问题专家好心告诫人们：“趁你手里还有钱，赶紧让家里人买块地，年轻人可能感觉不到”，他进一步表示，买块地并不是要人立马去下田种地，而是保留一些资源性资产，“因为当虚拟性资产崩溃的时候，赖以生存的并不是有多少存款，而是有多少资源性资产，它才能支撑你的生存”。

　　但评论区内，很多网友一边倒地指责专家的说法是没有法律和现实依据的，甚至说他就是在瞎忽悠。他们分析指出，农村的所有土地都归集体所有，而这些土地只能在村民之间买卖，城里人是不可以购买的。虽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可以进行交易买卖的，但其使用权限只有40年，在当下的房地产形势下，开发这种土地根本无法保值增值。

　　有一个网友说得更绝：“有一块地饿不死？车贷、房贷、学费、医疗费、医保社保费拿什么交？我在老家有30亩地，结果全家都来城里了，该怎么办？”

　　我家是有地的，但我却不得不面对另一重现实的困扰。我老家的户口簿上目前只有我母亲一个人，假如我母亲百年之后，那老家的这块已经被推倒了老房子的宅基地，NG体育我是没法继承的。

　　后来我上网检索了一下，2020年9月9日，自然资源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226号建议的答复中提到，“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根据《继承法》规定，被继承人的房屋作为遗产由继承人继承，按照房地一体原则，继承人继承取得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不能被单独继承。《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明确规定，非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含城镇居民），因继承房屋占有宅基地的，可按相关规定办理确权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及附注栏注记的该权利人为非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

　　也就是说，虽然宅基地不可以单独继承，但如果这块宅基地上建了房子，那子女是可以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的。

　　当我把这些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说给母亲听后，我明显感到她轻快了许多。“既然这样，或许重建就是一种天意”，她连连叹道：“就算是为你父亲争口气！”

　　掐指算来，在建房这个问题上，我们兜兜转转了16年，也左思右想了16年。这16年，是我们一家在城镇化大潮下艰难行进，走不出乡愁的16年。

　　作出建房的决定后，我和我的母亲不止一次的憧憬，来年的春季，我们可以再次听见钩机开挖基坑的轰鸣声，而后在过年来临前，搬进新家。我想象着，到那时，在人烟并不多的村庄，我们依然像小时候一样，高兴地燃放起年三十的爆竹，对未来充满期待。

　　本文头图选自电视剧《我和我的家乡》（2020），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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